然而，如此壮举却在第七次远航归国后戛然而止。1424年朱棣病逝，继位的仁宗朱高炽以“远航耗费巨大”为由断然叫停。更深层原因，实为明帝国国策的转向：
财政难以为继：七下西洋所耗银钱粮米堪称巨万，对农业帝国的财政是沉重负担。仅前六次航海，官方记载耗费白银就超过六百万两。
战略重心北移：北方蒙古威胁日益加剧，迫使明朝将资源投入长城防线。远洋探索被视为“不急之务”。
文官集团阻击：儒家士大夫视远航为“劳民伤财、好大喜功”，其主张“寸板不许下海”的海禁政策逐渐占据上风。
郑和的远航早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近90年，其舰队规模与技术亦远超西方早期探险船队。但大明帝国终究与那个改变人类命运的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。
郑和远航的核心是“政治展示”与“朝贡回馈”，其逻辑是内向的帝国秩序维护；而西方大航海则以经济利益为原始驱动力，追求贸易航线垄断与海外殖民扩张—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后，直截了当要求垄断印度洋香料贸易。
当西方冒险家的小船载着对黄金与香料的渴望驶向未知时，明朝却最终选择了“片板不许入海”的保守国策，以“重本抑末”的思维主动退出了海洋探索的赛道。
回望郑和宝船远去的帆影，后人常扼腕叹息。大明王朝集举国之力造就的航海奇观，终究在财政压力、陆权思维与内向政策的围困中走向沉寂。当帝国主动关闭面向海洋的窗户，便注定与那个由海洋连接、贸易驱动的近代世界失之交臂。
历史没有如果，但郑和的航迹在浪涛中留下的疑问却始终回荡：当机遇的季风再次吹起，一个民族能否真正拥抱海洋，而非筑墙自守？郑和远航的终点，或许正是中国大航海时代思考的起点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